68) China Program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 in Chinese

Well, I do not (yet) understand chinese, but suppose it is a high quality seminar with American scholars and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All the best...

卡内基中国透视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9 年 9-10 月第 9期 , 总第 54 期
September - October 2009, Volume 9, Issue 54
主编： 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目录 CONTENT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峰会。第二天在匹兹堡举行的原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因伊朗另一处核设施的被发现，而向核不扩散问题“转偏”。加之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一时间全球焦点尽集伊朗与朝鲜的核问题。

《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中国、伊朗与核不扩散方面的四位专家，就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现状、中美两国在伊朗与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的异同进行了讨论。这四位专家分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东北亚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研究员、伊朗问题专家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卡内基研究员、核不扩散与裁军问题专家詹姆斯·埃克顿(James M. Acton)，及卡内基高级研究员、核不扩散与军控、安全问题专家莎朗·斯科索尼(Sharon Squass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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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石油经济月刊》：《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面临历史新机遇——访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崔成、张中祥、周琪》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消费与就业》
托马斯·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美国总统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
包道格(Douglas H. Paal)：《我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排他的》
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外交》杂志：《美元的困境——世界头号货币面临挑战》
《外交》杂志：《北约的日程表——迈向全球安全网》
《远东经济观察》：《北京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改革》
《外交政策》：《恶魔的粪便——产油国能避免“资源诅咒”吗？》
《外交政策》：《在自然中寻求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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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双国记：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异同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 Differing Prio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North Korea and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王雅平)
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的两大问题——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峰会。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了该会议。第二天，两国最高领导人转战匹兹堡，参加原为全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认了其另一处核设施的存在，掀起不小的风波，使得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题又转向核不扩散。朝鲜在今年5月再次进行核试验以来也是大事小事不断。随着10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一时间全球焦点尽集伊朗与朝鲜的核问题。

《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中国、伊朗与核不扩散方面的四位专家，就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现状、中美两国在伊朗与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的异同进行了讨论。这四位专家分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东北亚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研究员、伊朗问题专家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卡内基研究员、核不扩散与裁军问题专家詹姆斯·埃克顿(James M. Acton)，及卡内基高级研究员、核不扩散与军控、安全问题专家莎朗·斯科索尼(Sharon Squassoni)。

朝伊核现状

核物理学家出身的詹姆斯·埃克顿介绍了朝鲜与伊朗核技术的发展程度。他解释道，发展核武器需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铀浓缩与钚分离；第二步是核技术的武器应用。朝鲜已经掌握了制造基本核武器的技术，虽然技术水平可能还很低，但“足够毁掉你一天的心情”。伊朗已经能够生产5％左右浓度的铀，距离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铀浓度（80%到90％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已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技术障碍”。此外，“伊朗在核技术的武器化上似乎也已经起步。至于多久能够制造出核武器，便不得而知。”

因此，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令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解除核武器；伊朗核问题的实质则是如何使尚未拥有核武器、但距拥核不远的伊朗放弃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

中国在朝伊核问题上的利益权衡与影响力

朝鲜与伊朗在世界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中都占据重要位置。朝鲜控制着朝鲜海、日本海与中国东海向西北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在中国军事战略史上历来被认为是位于中国东北面的一道军事屏障与缓冲带。伊朗则横亘于中亚、中东与南亚之间，连接中、俄、欧三大势力板块，扼守海湾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两国的核问题都与各自地区的和平稳定直接相关。

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尤其是石油贸易关系决定了中国的政策底线。埃克顿指出，伊朗是石油出口大国，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依赖廉价且供给稳定的石油资源。“中国不情愿制裁伊朗，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伊朗石油产业的投资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也是由于伊朗控制着中国对世界油价的这根敏感神经。”包道格指出，中国与伊朗的石油协议实际上是为中国在未来获取伊朗的石油资源占取有利地位。因此，伊朗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社会孤立却又不完全孤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萨迪加布则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立场。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立场不同——伊朗是俄罗斯石油在欧洲市场上的潜在竞争对手，但中国却是伊朗石油的大买家。美国试图通过将中国的石油需求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来拉拢中国，使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统一战线”。“这种做法可能会有成效，但一个核伊朗对中国的威胁远比不上它对欧美的威胁。”

此外，中国在核不扩散上的立场也是决定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根本立场的重要因素。埃克顿指出，历史上中国对核扩散的看法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发展核武器也曾一度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平衡“美苏霸权”的杀手锏。“中国在核不扩散上的立场正在演变，但演变的速度不及伊朗核危机展开的速度。”“中国目前致力于核不扩散事业的决心还不足以使其牺牲其在石油上的根本利益。”

第三，中国对制裁手段本身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曾经是西方国家制裁的对象。包道格说，“中国不支持国际制裁措施的立场有其历史根源。这虽然不是它的底线，但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说辞。”

在以上决定中国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立场的众因素中，后两点同样适用于朝鲜。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底线是保持朝鲜政局的稳定。包道格分析道，“中国对朝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中国不愿动用这个影响力，因为在一个‘崩溃的朝鲜’和一个‘核朝鲜’之间，前者对中国的代价更大。中国不愿意为实现一个‘无核’的朝鲜而冒造成朝鲜政权崩溃的风险。”“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似乎意在抓住朝鲜近来略为软化的外交立场，进一步缓和朝鲜与国际社会的对峙，为把朝鲜拉回到谈判桌做铺垫。”

至于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萨迪加布指出，虽然尚比不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大，但随着中国与伊朗在经济、战略与军事上联系的加强，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已大大超出十到十五年前的水平。“关键在于中国愿不愿意使用这个影响力。”他认为除非伊朗做出“过分”、“过激”的举动，中国不会支持更多的对伊制裁措施。

包道格与埃克顿都认为，中国的立场在未来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埃克顿总结中国过去的立场模式是总体上反对制裁，但在伊朗行为过激的时候也会支持并遵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虽然制裁力度较为缓和。

朝伊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

埃克顿指出，一致的国际压力是迫使伊朗做出让步的有效办法；中国对待国际制裁的立场是美国在应对伊朗核问题上的主要烦恼之一。包道格分析认为，伊朗的核发展计划有可能破坏整个海湾地区的稳定，从而影响海湾地区的整体产油量。“因此，遏制伊朗的核计划本来是符合中国石油需求的根本利益的，只是中国把赌注放在与伊朗达成特别协定而非整个海湾地区的更大的石油供给市场上。”包道格建议，西方国家应与中国共同致力于寻求一个既满足中国石油需求又实现中国对伊制裁的平衡协议。“只是这样的对话机制还没有启动。”

在朝鲜核问题上，斯科索尼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朝鲜有着毋庸置疑的关键影响力；美国则有着帮助塑成未来东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力量。”对于朝鲜半岛未来的命运，中美两国的共同参与与“经营”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的。包道格建议，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对朝鲜半岛的未来进行坦诚对话。关于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朝鲜难民问题和朝鲜半岛驻军问题，美国能够或不能做出哪些承诺，中美领导人应该进行诚恳的沟通。

伊朗与朝鲜的角度

“孤立战略对朝鲜也许没有作用，”包道格分析说，“但它对伊朗却应该很有效。”“因为伊朗在邻国有移民、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有利益，同时也有上升成为波斯湾地区强国的野心。”

萨迪加布指出，伊朗把中国看作是它的“完美的战略伙伴”，“因为中国不会对伊朗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中国也不会针对伊朗大选干涉伊朗内政；中国与伊朗交往的底线很清晰，就是与伊朗的战略与经济关系。”

“朝鲜则希望在去核化的过程中（无论会不会真正达成最终的去核化）争取最大的好处，”包道格如是说。“它之所以更倾向于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非六方会谈，原因就在于与美国谈判能够实现朝鲜利益的最大化，而六方会谈则对朝鲜要求较多、好处较少。”朝鲜想要美国放弃与韩国的盟友关系，主持朝鲜与韩国达成战后真正的和平条约，实现美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保障朝鲜所需的贸易往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朝鲜才会考虑去核。

双国记

在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期望有着很大不同。包道格说：“虽然我们都在谈论核不扩散问题，但我们就伊、朝两国在其各自地区所扮演的最终角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战略目标。”“一方面，中国希望保住朝鲜，而美国则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将伊朗牵制美国注意力的作用继续保持下去。”“美国要么说服中国把核不扩散作为中国最大的利益；要么就得接受中国‘不纯粹式的’核不扩散路线，而那必将限制中美关系的紧密程度。”

斯科索尼指出，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虽处于世界地图的两端，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旦伊朗的铀浓缩行动被西方国家所接受，朝鲜就会‘有理由’要求受到同样的‘宽待’。同样道理，如果朝鲜的去核化得以实现，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对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抱以更加乐观的态度。”

埃克顿指出，核不扩散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的任务——一是说服、确保无核国家不发展核武器，二是处理已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第二个任务不仅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而且风险更大。“从处理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中，我们得出一个教训，就是我们——特别是美国——通常过于重视第二个任务而忽视了第一个任务的紧要性，重视‘控制’而疏于‘防范’。这是亡羊补牢之举，我们应当选择更明智的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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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美元的困境——世界头号货币面临挑战》
Barry Eichengreen, “The Dollar Dilemma ¨C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 October 2009
众多学者认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已经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美元的疲软及一些新兴市场的崛起都使各国开始考虑储备货币的其他选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Barry Eichengreen在本文中先解释了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作为唯一主导储备货币的弊端。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积累国际货币储备是逻辑上的必然。尤其是一些刚刚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为应付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增加本体经济的“防震”能力，增加国际货币储备是必然之路。这在一个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主体、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元需求相对较小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并不构成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下滑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断壮大，美元的外流也越来越严重。美国国内过低的利率与轻易放贷，很容易造成金融资产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震荡。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问题。

今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倡导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并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特别提款权)。文章指出，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以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还需要许多工作。周小川对SDR的推崇有可能更多是发出一个政治信号，即中国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满，或是暗示人民币作为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在各种储备货币的可选项中，文章作者认为，在短期内，欧元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欧洲地区。从长远来看，人民币的角色有可能也将得到拓展，尤其是在亚洲。但美元还将持续扮演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虽然这一角色将有所削弱。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是正常的。类似于一战前以英镑为主、法郎和德国马克为辅的储备体系，这种新的金融体系的安排有利于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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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的日程表——迈向全球安全网》
Zbigniew Brzezinski, “An Agenda for NATO ¨C Toward a Global Security Web,”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 October 2009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北约新角色的文章，给北约制定了一个新的“日程表”。

冷战结束以后，北约一度被认为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今年4月北约成立60周年也是在低调中度过的。就连法国在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40多年后重新加入一事，也未招来一致认可的声音。“然而法国在这一行动上是有远见的，”布热津斯基认为，“法国的行为强调了北约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国际潜力的区域组织的政治意义。”

在国际史上，北约曾经促成三大历史的转型——西方力量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二战后的冷战，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北约的下一步将是什么？它在过去的60年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北约新的秘书长在下一次北约峰会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一个新的战略概念，并在下一次峰会上提交实现这一战略概念的具体企划”。

这一新的概念将涉及解决四个根本挑战。第一，在北约进行了深度军事参与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何能达成一个政治上令人能够接受的结果。第二，如何更新《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中的“集体安全”的含义。第三，如何把俄罗斯纳入到一个与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中。第四，如何应付国际安全的新挑战。在这四个根本挑战中，前两者有关北约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可信度；后两者有关它的国际角色。

布热津斯基指出，北约的潜力并不主要在军事方面。虽然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军事联盟，但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它集合了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和欧洲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与经济重量。但过去几年，华盛顿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及其极度的伊斯兰教恐惧症破坏了北约内部的团结。

除了拉拢俄罗斯，北约也应该向亚洲进展。布热津斯基建议北约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理事会，并充分利用土耳其在北约与中亚地区的共同角色。把中国纳入到这一国际安全网中是北约行动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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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改革》
Ken Dewoskin, “Beijing’s Private Equity Revolu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9
今年8月北京颁布的两项重要举措，将对中国的投资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国务院定义了新的合作伙伴形式；二是发改委起草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已经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准。具体实施细节还有待颁布，但这两项举措将有效规范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即Private Equity(简称“PE”)，从投资方式角度看，依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定义，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私有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文章作者认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与规范化，将有助于中国解决长期以来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资源过分向生产效率低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而作为中国生产力生力军的私有中小型企业却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即所谓“涝的涝死，旱的旱死” 。国有企业即使没有需要，也会贷款并将这些资本投资于其他产业的银行、基金、零售业及工业财产。这就为国有企业增加了一个投资中介的角色。但国有企业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并不是理想的投资中介。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开放，可以使国有大中型企业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利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专业投资经验与人才进行投资。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以企业的成长潜力和效率作为投资选择原则，一次融资的平均规模和对企业的资格限制相对较低，它将大大有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发展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好处在于，它即不威胁中国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又可以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一石二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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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粪便——产油国能避免“资源诅咒”吗？》
Moisés Naím, “The Devil’s Excrement ¨C Can Oil-Rich Countries Avoid the Resource Curse?”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 October 2009
无论是天然气、铜还是钻石、石油，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似乎并不能带来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而使这些国家更陷于贫困。“资源诅咒”虽然谬于常理，但除少数国家如挪威和美国例外以外，它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条金规玉律。但也正是这些少数例外国家向我们暗示了如何能够实现资源与富足的共存。挪威与美国所共有的民主、透明、有效的公共制度似乎就是使资源富裕国家避免受到“资源诅咒”的关键。

然而建立这些制度并非易事。石油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被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阿方索冠以“恶魔的粪便” 的恶名。“石油诅咒”就像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在攻击健康机体的同时，也会削弱肌体免疫系统抗击这种病毒的能力。换言之，石油资源的丰富不仅不会促进民主、透明、有效的公共制度的建立，反而会滋生腐败。其原因在于政府有了可支配的石油资源所产生的财富，便不再需要依赖公民赋税，因而对纳税人负责的动力也大大降低。

所有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它们都有一个刺激进口、抑制除主要资源商品出口以外的其他一切出口的汇率。并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多元化经济的重要性。事实上，所有产油国都曾对其他产业进行大量的投资，但这些投资很少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汇率抑制了农业、制造业与旅游业的发展。

此外，石油价格的浮动也有着毁灭性的影响。油价高导致投资与债务过剩；油价低则引发银行贷款危机，导致政府削减开支、降低福利，给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么，是否资源丰富的国家就走不出被诅咒的厄运了呢？也未必。智利与博茨瓦纳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资源诅咒”上的例外。这两个国家是如何避免“资源诅咒”的厄运的呢？这一题目还尚未有人研究过，但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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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中寻求共同利益》
Vaclav Smil, “Finding Mutual Interests in Natur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2009
《远东经济观察》最新一期文章《在自然中寻求共同利益》综述了中国水利工程的发展史以及中国与邻国在共用水资源方面所存在的矛盾与合作契机。

中国当属世界上水利工程规模最大、工程数量最多的国家。虽然水电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所产生的电能与水资源非常可观，但这些人造工程也因其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而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工程不仅在中国国内，在一些邻国中也引起了不少忧虑。

文章首先列举了湄公河的例子。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个国家。湄公河在中国境内一段被称为澜沧江。我国云南省在澜沧江兴建八个梯级水电站的计划中，已经建成的有漫湾（1996年）、大朝山（2002年），正在修建的有小湾，准备修建的有景洪，正在规划的有糯扎渡。电站大坝将改变湄公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尤其将影响湄公河下游流域渔业的产量，从而影响到渔民的生计，因此遭到下游流域国家的反对。

作者认为，水利工程有可能引发外交矛盾，但也可能成为合作的催化剂。另一条因水力资源丰富而受到瞩目的河流是布拉马普特拉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境内又称雅鲁藏布江。它流经中国西藏、印度和孟加拉国。近些年来，已有多位国际国内的专家对如何利用雅鲁藏布江的水力资源提出了设想。虽然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具备建大水电站条件的地区，但在那里修建水坝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地处地震多发带，及将不可避免地给下游印度境内流域带来影响。印度政府一直关注中国政府的动向。相较于建坝，印度政府更加忧虑的是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中印边界线的争议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冰川融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些都呼吁中印两国的有效协商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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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世界就意味着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吗？》
David J. Rothkopf, “Is Green World A Safer Worl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 October 2009
绿色世界就意味着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吗？未必如此。走向绿色是历史的必然，可以帮助消除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但走向绿色的同时也会诞生有新的挑战。《外交政策》本期文章列举了绿色经济下可能产生的冲突和摩擦。

首先是以绿色为借口而进行的“绿色贸易战”。以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的一项有关气候变暖的法案为例，其内容规定对没有减排限额的国家征收“碳关税”。支持者宣称这将防止一些高排放的工厂将厂房转移到没有减排限制的国家。反对者指出“碳关税”是贸易保护的新面具；项庄舞剑，意在中国。

其次，石油大国们的财富和影响力虽然还会持续几十年，但它们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世界石油供给量早就到达了顶峰；我们今天的燃油量是不可持续的；石油能源被取代只是早晚的事情。石油收入的锐减必将给依赖石油资源的石油大国们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冲击。石油大国兴衰的必然曲线已经给地区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第三，核能作为一种效率极高的清洁能源已经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除了对核废料的处理在环保方面的争议以外，核能技术被恐怖组织盗取并利用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发展核能的风险。

第四，许多人预测，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未来将成为“新的石油”。许多绿色能源将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比如生物能源需要灌溉。对水资源的争夺很可能成为未来冲突与摩擦的根源之一。

第五，当人类真正完成向电动交通工具的转换之时，世界对锂电池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而世界四分之三的锂资源都集中在南美两个历史上有着宿仇的国家——智利与玻利维亚。对锂出口市场的争夺有可能再次激化两国的矛盾。

总之，认识到以上这些潜在的危险并不是说就不应该走向绿色。文章只是提醒我们不要过于乐观，而要谨慎地迈向绿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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